“能不能换个人去送饭？”不少人这样建议村支书刘春梅。
这些声音，不只来自网友和村民，“领导也会说，作为书记除了送饭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。”
三个月前，刘春梅所在的陕西省兴平市塔耳村开了大食堂，为村庄上几十名老人提供中午饭。除了十几位来食堂就餐外，剩下的三十多人，都要靠刘春梅骑着三轮车挨家挨户送上门。
她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村支书。
在她之前，陕西蓝田县里峪湾村支书庞富强，因为给村内74名留守老人上门送2元爱心餐，在抖音上攒了近百万粉丝。操着陕西方言的一声“晌午饭来了，取碗！”成了他每日视频的标志性开头。
至2025年底，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.2亿人，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生活在农村。与城镇相比，农村养老服务的短板明显。
庞富强之后，全国冒出了许多个“送饭书记”，各地也涌现出不少聚焦居家养老的乡村食堂与流动送餐车。
而在火热的乡村助餐运营实践中，操盘手们不得不回答几个问题：钱从哪里来？村干部的本职工作谁来干？助餐模式怎样才能长久……
每天到了午饭时间，西安市蓝田县里峪湾村的老人便攥着钱、端着碗，站在自家门口等着庞富强的红色三轮车来送饭。 王倩 摄
为什么村书记非要送饭？
早上9点，陕西蓝田里峪湾村的西瓜开园了。庆祝的礼花刚放完，村支书庞富强笑着招呼客人品尝现摘的西瓜。
来客是兴平市塔尔村村支书刘春梅。一大早，她和村里两委班子成员，开车从一百多公里外赶来。她带了面粉、辣椒等礼物，也准备买西瓜带回去给村里的老人尝尝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她要向网红书记庞富强取取经。
几个月前，省里组织新任村支书培训。会上反复强调关注老人、儿童的两大民生问题。就在那个会场，刘春梅记住了庞富强的助餐案例。
里峪湾村地处秦岭北麓丘陵地带，8个村民小组散落在南北跨度3公里的狭长山梁上。村庄距离县城20公里，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，在家的老人接近300人。
2021年起，庞富强当选担任里峪湾村党支部书记。上任没多久，庞富强就发现，老人们吃饭太敷衍了，“每次看到老人凑合着吃，吃剩饭，我觉得这是我们村最大的困难。”
77岁的庞育才，腿脚不便，儿子都在外打工，女儿住20公里外，只能隔段时间来帮他蒸一锅馒头。他独自在家，做饭有时就是煮一把挂面。有时候下午三四点吃了午饭，晚上那顿就省了。“两个馒头，一碗开水也是一顿。”
像庞育才这样的老人，在里峪湾不是少数。2024年，庞富强尝试在村委会办老年大食堂。但村民居住分散，老人行动不便，不到一周就草草收场。去年8月，庞富强决定换个思路，把饭送到老人家门口。
刚开始三天免费送饭，吃饭的人不多。庞富强和村干部挨个去问，他们才说，是怕在外的儿女没面子。庞富强把免费改成两块钱一碗，老人这才肯接。
庞富强的故事，让刘春梅动了开乡村食堂的心思。和庞富强的初衷一样，村里老人端着剩饭、挂面的碗，刺痛着刘春梅。
但真要做起来，她犹豫了。
“工资又没变，为什么要给自己找负担？”刘春梅纠结过，那段时间，心里总有两个人在打架，白天坐在办公室里，“想给大家干点事”，晚上躺在床上又打起退堂鼓，“村里事情本来就多，别给自己找事儿了。”
“可能躺一躺、磨一磨，一届就完了。但咱毕竟是年轻人有想法。”作为一名今年新上任的村支书，刘春梅有干事的热情，最终，白天的那个“想干事”的她赢了。
解决老人的吃饭问题，听起来是一件小事，但要在一个既没有钱、又无人手支撑的村子里把它做成，考验的是一个村支书的决心。
咸阳市兴平市塔耳村村支书刘春梅正在村里的老人送餐。 王倩 摄
钱从哪里来
5月15日，塔耳村爱心食堂开业。刘春梅自己垫了2万多元改造食堂，添置厨具、桌椅。村上收到2万多元爱心捐款,用作日常运营。
三袋面粉、一袋土豆、两筐西红柿……村民捐赠的物资被印上红纸，公示在墙。
热闹过后，刘春梅很快就遇到了所有“送饭书记”都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：钱从哪里来？
42岁的刘春梅当过村会计，清楚村里的家底，“村集体收入，只能说够用。”按“75岁以上”“身患疾病的老人”“没有做饭能力的老人”的条件筛选，塔尔村有50人吃饭，每人一顿饭收3元，但每天食堂支出最少接近300元，一个月下来运营下来，要贴补三四千元。
食堂开了两个月，民政部门的拨款还没到账，运营即将进入瓶颈期。虽然有乡贤让刘春梅没钱就去找他，可她心里始终不踏实，“现在生意也不好做，也不能依靠人家。”
“眼看没米下锅”，有人建议刘春梅把餐费从3块涨到5块。她算了一笔账，放弃了，一个月多出50块钱，很多老人可能就吃不起了。
焦虑的并不只有刘春梅。
自从去年庞富强走红以后，全国200多位村支书来学习过。但很多人渐渐发现，庞富强的模式难以复制。
“真想把我妈送到强强那里去。”今年7月底，蓝田县城一家服装店里，一位女店员聊起庞富强时说。她说自己村上的干部也去学习过，回来说搞不起来，“没有条件”。
“强强的模式，我们学不来。他属于天时、地利、人和都占住了。”陕西宝鸡市陈仓区第三村村支书刘晓明说得直白。
庞富强是少数不缺资金的人。除了担任村支书，他还经营着自己的养殖场。和中国五分之一的村庄一样，里峪湾村没有村集体收入。最开始送饭时，他就打定主意自己补贴，先试一年看看。
在刘晓明看来，庞富强还有独特的优势：他本人做过厨师，家人也能帮忙做饭。庞富强忙不过来时，家人接力送餐，几乎不从村两委借力。
但大多数村支书没有这个条件。
宝鸡市陈仓区慕仪镇第三村食堂场地由村里的戏台改造而来，早上10点出头，戏台上已经坐了十几位老人在等待开餐。 王倩摄
刘晓明所在的第三村，是记者走访中就餐老人最多的村庄。全村4000多人，60岁以上的老人1100多位，高峰时有200多人在食堂就餐，少时也100多人。
和里峪湾村强调“把饭送给最需要的人”不同，在第三村，只要备案过的60岁以上老人都能来吃饭。刘晓明考虑的是，村里每年有十几万元集体收入，只要村集体还能承担，就把年龄门槛放低一些。
食堂启动时，村里从民政部门拿到了补贴。每餐4元，老人出2元，民政补贴2元。
但即便这样，刘晓明算过账，一年下来村集体还是要贴补七八万元。食堂雇了三个厨师、三个帮厨，光人员工资一天就要支出300元。“村上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”
每位村干部也被分到更多工作。有人早上轮流开车去区里的农贸市场买菜，每天中午两人一组在食堂值班，一位在用机器给老人们扫脸，另一位则是维持秩序，防止意外。“不说别的，每天中午看着老人们用餐，就得晚下班1个小时。”刘晓明说。
最初要做食堂，村两委班子也有人反对。刘晓明劝大家，一届五年，总得干点实事。
“爱心餐实在是个麻烦事。”坐在村委会办公室，刘晓明摇摇头。他穿着白衬衫短袖，脸颊比4个月前窄了不少。筹备那一个月里，他整夜愁得睡不着。食品安全怎么办？老人来回路上出了意外怎么办……任何一项担忧，都足以让这个计划停下来。
他自创了一份“就餐协议”，要求老人的子女签字，声明身体状况和路上安全由本人负责。
刘晓明自创的“就餐服务协议”内容包括，“如实告知基础病情”“身体状况自负”“来回交通安全自负”“合理饮食、切勿暴饮暴食”“禁止打包外带”等。 王倩 摄
河南省鹤壁市三家村用的则是一种省钱、省力的“互助养老”方式。
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吃饭，不过凡来吃饭的，必须参与做饭，生病或年纪太大的除外。十人一组，每组十天，名单提前公布。要采购的报给村支书张桂芳，她联系超市统一配送。
“如果你有能力，但没为大家服务，不管你是谁，你就不能来吃饭。”张桂芳说。
这套规矩立起来之前，馒头大了小了、饭咸了淡了，吃饭的人总要挑毛病。自从开始轮流做饭，抱怨声反倒少了。在张桂芳看来，食堂从来不只是食堂，“乡村治理中群众参与度越高，矛盾越少。”
食堂启动时，她从慈善基金会拿到了3万元，后续又通过直播筹集了十几万元。一年下来，食堂只承担食材成本。
张桂芳觉得，这种模式，“适合区域化比较集中，人口数在1000人左右的村子”。
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吴岭村的长者食堂已经运营了7年，采用的是一种“认本捐息”模式。除了政府每年划拨的两三万元助餐经费，村民和乡贤自愿认捐，金额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。吴岭村是侨乡，两轮募捐就筹集到了60多万元善款。
食堂每年捐赠刨除支出后，结余的资金支持村里年轻人创业，收回的利息再反哺食堂运营。已经调任副镇长的前村支书吴应栋说，“食堂基本不需要村财政贴补”，形成了良性循环。
但吴岭村的条件，绝大多数村子不具备。
对大多数“送饭书记”来说，钱的问题始终悬在头顶。有人找到了一个可能的解法：流量。
流量是解药吗？
庞富强的流量是天降的。
最开始，他拍送饭视频只是为了让老人们的儿女看。村里很多老人没有智能手机，还有不少人一时接受不了这种方式，他想着拍个视频发到各组微信群，让外地的儿女们知道，村里有送上门的热饭，可以让父母放心去吃。
没想到，第一条视频播放量就超过百万。
现在，他的视频账号保持日更。如果直播带货，在线观看人数能轻松突破1000人。庞富强用直播带货的收入反哺送餐。
“下一个人做，不一定能够有这么大的流量。”鹤壁三家村村支书张桂芳说得直接。要在无数视频创作者中冒出头来，不仅需要吸引人的内容，也需几分运气。庞富强踩中了那个节点。
对于刘春梅来说，流量是希望。村集体拿不出钱，让自己成为那个能变现的流量入口，或许是眼下最现实的选择。
从里峪湾村返回塔耳村的路上，刘春梅和同事一直在讨论，怎样找到村里的流量密码。她不介意别人说她是在模仿，“我们就是向人家学习。”
运营三个月，刘春梅的账号攒了四千多粉丝，但最近的播放量和点赞数据，比账号刚启动时掉了一半还不止。
“我想着依靠网络，但现在靠网络把这个事情做起来的希望有多大？不知道。”她清楚，村支书这条自媒体赛道已经很挤了。
有人建议她换个人送餐，她听了些恼火。“现在你做，你就得露面。”孩子高考那几天，她告假陪考，视频数据立刻往下掉。同事打电话催她，说书记再不回来，事情就干不成了。
刘春梅也去过另一个开食堂的村学习，原来的书记开直播时，在线观看有两千人，等他调到镇上换了人，直播间就掉到了四五百人。
她能做的，就是坚持自己出镜，让更多人看到她在做的事。身边有人建议，等天气凉快了可以穿正装送饭，但她怕那样显得有距离感，“容错空间不大。”刘春梅说。
时常有村支书给庞富强打电话求助，问为什么自己的流量上不去。他没有太多技巧，只是回说，“把饭做好，有流量没流量，是个闲事。”
但他也承认，自己有养殖场托底，说“闲事”容易。对更多人来说，流量等同于经济效益。
“有的视频、有些内容，自己也会怀疑说要不要发？现在不管了，发！毕竟是等着用这个钱。”刘春梅说。
咸阳市兴平市塔耳村餐厅的爱心捐赠墙。王倩 摄
比钱更难解决的
当然，还有许多比钱更难解决的问题。
刚开始送饭的那一阵，刘春梅把所有首饰都收进了盒子，她害怕送饭的视频发出去惹人非议。高温天送饭也不敢穿裙子，担心一条裙子也能挑起网友的评议。她穿上防晒服，把拉链一直拉到脸颊，结果又有人批评她“包得太严实”“为什么不能像强强书记一样”。
更刺耳的，是对动机的揣测。
今年7月的一场直播带货中，评论区有人发问，是谁给庞富强出了“送饭”的好主意，“政治、经济双丰收”。庞富强不屑于争辩，只是说，“欢迎大家都来做这个秀，都做个十年八年的，老人就有人管了。”
其实，对庞富强来说，敢不敢让流量变成钱，曾经也是一件纠结的事。
没有一纸文件明确告诉他，用村支书的身份直播带货、补贴送饭，到底行不行。直到一位记者来采访时，给他翻出2023年民政部等十几个部委联合发布的《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》，里面写着“鼓励支持村（居）委会组织相关资源和力量，重点解决为行动不便老年人送餐上门问题”，他才吃了定心丸。
即便有了底气，他依然小心。直播时他严格挑选时间。卖民勤蜜瓜的最后一天，他早晚各直播了一场，早上那场，从6点多直播到8点多。“一定得在9点前结束，9点要上班了。 ”
“有好多评论说，把我的视频发到村里的群，被踢出群了。”他明白那些村支书的格局没有这么小，网友的调侃背后是一种微妙的心态：“你去送饭刷存在感，把其他人弄得咋办？”
刘春梅也知道，自己或许给同一个镇的村支书带来压力，尤其是附近的村子。但她不愿想太多。
更大的质疑是“不务正业”。做饭送饭、拍视频，村干部的日常工作什么时候干？庞富强的反问也很直接，“难道整天坐办公室才算上班？服务群众有多种方式。”
张家的羊吃了王家的草，老人和儿女吵了架，两户人家因为院里的树落叶堵了下水道闹别扭……这些小事，在送饭的路上顺手就解决了。庞富强觉得，在送饭路上调解邻里矛盾、宣传政策，比坐在办公室里管用得多，“你老不到村上去，离群众远，怎么发现问题？可能最后矛盾升级到村支书没法解决。”
他还举例，宣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缴费，以往是老大难工作，去年冬天，村里的缴费比例达到了从未有过的98%。庞富强说，以前去解释一些政策，村民总觉得村干部是为了完成任务，现在因为送饭，他们愿意听了。
刘春梅也有同感。强调用水用电安全、留意独居老人身体状况……原来要作为专项工作去干，现在送饭过程中全干了，“每天送饭的时候，老人按时到门口坐着等，就证明身体好的。”
夏季天气变化剧烈，送饭时，庞富强会叮嘱老人们留意气象预警通知。 王倩 摄
但争议不仅来自外部，也来自内部。
开食堂以来，第三村村书记刘晓明发过一次火。有一阵村里传起谣言，说村干部在食堂吃饭不花钱。他在村里党员大会上澄清：村干部值班时吃食堂也交钱，每人4块，必须微信转账留凭证。
庞富强早期也吃过亏。最初，老人接受送饭后，全村人都端着碗来打饭了，连不需要的人都来了。他明白农村是熟人社会，不能硬来，便想了个法子，真正需要吃饭的人，收两块钱，不需要的人，饭照常打，但不收钱。时间一长，蹭饭的人脸上挂不住，渐渐退出。两个礼拜下来，局面理顺了。
如今，庞富强的送餐对象明确锁定为高龄、独居、失能的老人。确定名单有严格流程，村里小组先摸排上报，村委会开会研究，然后公示到各村小组群里。庞富强很清楚，在村里做事，公平公正是底线。一旦失了公允，事情就做不长。
走着瞧
“还打算送多久饭？”这大概是过去一年里庞富强被问到最多的问题，也是他最不喜欢的一个。
“我可以说准备送五十年，那不还是得一天一天看？没必要。说大话、假话没意思。”他说。
8月13日，陕西宝鸡陈仓区第三村的大食堂开了整整四个月。加卷帘门、装无障碍坡道……食堂亟待改造的事项堆在村支书刘晓明眼前，桩桩件件都要钱。
开起来的食堂，也在推着村庄往前走。
“穷家不好当”，在刘晓明的五年规划里，写了许多做大集体经济的目标，但他知道，仅靠一两届很难完成，需要几届人的持续积累。
在河南鹤壁三家村，老年餐厅的运营只是村书记张桂芳工作中的一小部分，“这些人只占据你服务人群10%，不能分走50%的精力。”
今年，她让老人们自己种菜、种地。十亩地，种花生、红薯、南瓜，张桂芳帮忙找销路，收益再用于食堂，“这样更可持续，并不单单只是依靠某个人或者是某个组织。”
宝鸡市陈仓区慕仪镇第三村的老人们正在排队盛饭。 王倩 摄
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红艳则提醒，政策模糊期存在风险。“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，就会产生一些模糊性。”村干部在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时要注意边界。
2026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，“以居家养老为基础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助餐服务”。
庞富强反复掂量过，没拿集体的钱，管了农村的老人，就算事情做得不够好、程序上有些不周全，也绝不至于违法。他给自己打气。
回顾做事的初衷，庞富强说自己根本没想太远，“想复杂了，一顿饭都送不出去。”
“强强有养殖场，有的书记也自己有企业，你啥都没有，怎么运营？”塔耳村餐厅开起来后，不少人觉得刘春梅“自不量力”，没有产业兜底，凭什么学人家送饭。
可刘春梅记住的，恰恰是庞富强说过的那句话，“只有干着，才知道干得下去，还是干不下去”。
事实上，农村养老助餐推进最真实的处境在于，每个村庄的资源禀赋、人才配置千差万别，每种解法都依赖特定条件，没有哪个模板能百分百套用。这些基层的书记们，都是在不确定中，蹚出自己的路。
今年里峪湾种了100亩西瓜，二十多户参与。到了成熟时节，庞富强在镜头里热络地邀请网友来免费吃瓜。“大家不种西瓜，强强可能用不上。一旦种了西瓜，你就得吆喝，得想办法把它卖出去。”庞富强说，村里的西瓜价格定得比市场高一些，“不贵村民挣不了钱，明年就没人干了。”
四月办槐花节时，里峪湾接待了五万多游客，卖饸饹、凉皮的、摆小摊的，家家都挣了钱。村民摘的槐花，十块钱三斤，也都卖了出去。
给老人送饭带来的流量，庞富强还在思考如何用它更好地壮大村集体经济。他理想的状态是，让更多在外的儿女回来，“在村里边有份自己的工作，村里留守老人会更少。”
刘春梅和同事也琢磨出来，但凡她出镜，视频的流量就会更好。她计划着，民政补贴到账后，餐厅起码能再运转半年。这半年，她还得在抖音上努努力。
7月底，里峪湾村西瓜开园时，庞富强带着村民们一起庆祝。 王倩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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