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太祖朱元璋在《御注道德经》中说：“用神盘桓其书久之股票配资公司口碑，方乃少知微旨”，“朕虽菲材，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，王者之上师，臣民之极宝”，可见这位开国帝王对《道德经》的尊崇。
而台湾史学家武之璋却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，认为道家思想是讨好君主、谄媚权力的“拍马术”。
两种解读，天差地别，本文将站在朱元璋的角度，对武之璋的观点提出质疑。
误解一：黄老之学是谄媚术吗？
武之璋将老子之学归为“谄媚术（原文比这尖锐）”，实则是对其核心思想的误读。
老子之学以“无为”为核心，主张统治者顺应民心，减少对百姓的干预，让社会在自然秩序中和谐发展。这不是对君主的讨好，而是“道法自然”在社会实践的落实。
朱元璋出身底层，深知百姓疾苦，他对《道德经》的推崇，正是看到了“无为而治”背后的慎权，和对民生的关切。
他解释“无为”说：“圣人笃其已成之大道，己不再他为，曰无为”，“虽脆虽微，其物事早有形矣，莫若治之於未有之先”。
就是说，圣人坚守“生而不有，为而弗恃，长而弗宰”的大道，不凭仗强权推行“天下多忌讳”的苛政、教化，不在“道外”施为，这就是“无为”。
万事万物都有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的生发过程，在“未有”时的防患于未然才是无为。
在推翻蒙元政权，建立明朝的初期，他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，减轻赋税，鼓励农耕，与民休息，如此下来，“不逾年而朕心减恐”，这正是对老子“无为之治”思想的实践。
如果说道家是“谄媚术”，那朱元璋的“尽其智虑，意利后人”后的这些利民举措又该作何解释？
历史上，汉文帝、汉景帝以黄老之学治国，开创了“文景之治”的盛世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国家繁荣昌盛。这充分证明了黄老之学并非是讨好君主的工具，而是造福百姓、稳定国家的治国良方。
武之璋将其粗暴定义为“谄媚术”，显然是忽视了历史事实，对黄老之学的价值进行了全面否定。
误解二：《道德经》是权力的附庸吗？
武之璋认为道家思想是谄媚权力的“拍马术”，指向很明确：《道德经》就是权力的附庸，失去了其独立的思想价值。但《道德经》作为道家思想的经典之作，具有超越时代和权力的永恒价值。
道家的“天道”，是超越世俗权力的至高价值，是权力柔弱待民、不与民争的依循，是基于对民意的顺应和对君权的约束，而非迎合帝王、附庸王权。
老子明确提出权力者要“以百姓之心为心”，认为圣人治理天下，只能在名利方面“退其身、外其身”，“弗为始”“不为主”“不敢为天下先”，只能做百姓的“辅弼”，而非高高在上的主宰。
这种“圣人恒无心心，以百姓心为心”的理念，是直刺“君权神授”的利剑，是对君主专制的“革命（李约瑟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）”。
朱元璋对《道德经》的解读，是基于他对国家治理的思考和对百姓的责任。他从《道德经》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，并非是将其作为讨好权力的工具，而是将其作为指导“自治、治国”的利器。
他的《御注道德经》，是对《道德经》思想的进一步阐释和发展，虽没有唐玄宗的圆融，没有宋徽宗的玄远，但却朴实简洁，体现了他对道家思想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。
如果说《道德经》是权力的附庸，那它在历史上就不会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，也不会被不同时代、不同阶层的人们所推崇。同样地，它也不会被誉为“中国的自由宪章（美国“中国经济问题专家”邓正莱）”。
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其思想的独立性和深刻性，而非对权力的依附。武之璋的观点，显然是没有真正理解《道德经》的内涵，将其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错误的解读。
误解三：道家思想缺乏批判精神吗？
武之璋将道家思想视为谄媚权力的“拍马术”，缺乏对权力的批判精神。但实际上，《道德经》对权力的深刻反思和批判，无论是儒家、法家、墨家，无出其右者。
《道德经》揭示：“大道废，有仁义；智慧出，有大伪；六亲不和，有孝慈；国家昏乱，有忠臣”，就是对当时社会现实最无情的批判。
他提醒统治者，“以道莅天下，其鬼不神”，“不道早已”——一切妖魔鬼怪的兴风作浪都有“有为”所致；“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”，“失一”则“天崩地裂天下乱，君失民心将恐蹶”。
朱元璋在统治过程中，对贪官污吏的严厉打击，对权力滥用的警惕，正是受到了《道德经》中批判精神的影响。
他明白，权力如果不受约束，就会给百姓带来灾难，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（但为防止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而用力过猛，偏离了道治思想）。
道家强调“道法自然”，强调柔弱待民，他把君民关系比作鱼水，提醒权力者“鱼不可脱于渊，邦利器不可以示人”——权力为民而不可以扬武扬威。
老子批判“以兵强天下”的权力威慑，批判“天下多忌讳”的条条框框束缚，批判“取食税之多”的暴敛，引导统治者正确行使权力，关注百姓福祉。
朱元璋与武之璋对《道德经》的不同解读，反映了他们对道家思想的不同理解和认知。朱元璋对《道德经》的推崇和实践，体现了道家思想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价值。
我们应该以客观、全面的态度去认识和理解道家思想，避免被片面的观点所误导，让这一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而武之璋出于一己之见，无视道家思想对权力的深刻思考和对社会现实的关切注，将道家思想视为谄媚权力的“拍马术”，实则是对道家思想和对历史的的双重误读。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：周公正是看到了鲁国伯禽“变其俗，革其礼”的强制政策，与齐国始终坚持“简礼从俗”，尊重百姓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差异，因而感叹“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”。
这是因为他看到了“政不简不易，民不有近；平易近民，民必归之”的道理。他警告伯禽：宽松的政策使百姓感受到了尊重和便利，自然“天下归之”。
这正是老子“贵以贱为本股票配资公司口碑，高以下为基”的民本思想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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